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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影响历史  □ 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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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影响历史  □ 张远山 

中国人向来轻视理论,更轻视理论思维中的法律──逻辑,而更相信直觉或所谓的妙悟,认为横空出世的直觉比周密圆融的理论更有实用性,誉之为“兵器一车,不如寸铁杀人”。然而直觉是毛估估的,往往似是而非。直觉只是粗疏的算计,而理论则是精确的计算。直觉的妙悟只是自作聪明的狡智,而理论的推演却是真正的大智慧。顾准先生指出:“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无知而已。”(《顾准文集》第252 页)

不过,源于希腊的纯逻辑思维,为了强调理论科学至高无上的价值,常常故意贬低甚至否认理论的实用性。当一个新弟子询问几何有何用时,欧几立德对大弟子说:“给这位先生一块银币并请他出去,既然他认为寻求智慧的乐趣不值得他费心学习这门科学。”这一广为传颂的轶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式直觉头脑的偏见,误以为连逻辑大师也认为理论确实没用,只不过是智力游戏。这当然决非事实,理论当然是有用的,只是第一、纯理论思维不把当下的实用性视为最高目标。比如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为了用事实反驳哲学无用的批评,曾经在橄榄油歉收的某年低价收购了大量空油桶,随后在次年橄榄油丰收时高价售出空油桶,并把所获暴利全部散尽,以表示真正的智者不屑于追求世俗利益,但决非不能做到。第二、由严密逻辑支持的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也许暂时看不出它的当下有用性。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纯数学。二次大战时勃兴于美国的应用数学,就曾把长期“无用”的纯数学理论应用于实战,从而有效地帮助盟军战胜了轴心国。这已由许多通俗的数学趣味读物做过引人入胜的介绍,无须我再赘述。我想描述的是一个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最新例子。

 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创立了“对策论”(即“博弈论”)。二战结束后,兰德公司(RAND)认识到这一理论的潜力,聘用诺伊曼研究制订冷战策略。

诺伊曼的理论模型如下:假设有三个人A 、B 、C 各自为战进行决斗。规则是每人轮流开一枪。

 其中A 的枪法最差,平均三枪只打中一枪。B 枪法略好,平均三枪能打中两枪。 

c枪法最好,百发百中。为了公平,由A 先开枪,然后是B 和C.在实际生活中,有恃无恐的强者往往是最酷爱和平的,而弱者则因为恐惧而常常先发制人,只不过弱者无法一举置强者于死地。因此在这一虚拟游戏中为了公平而规定的开枪顺序,决非主观设定,而具有相当的客观真实性。

问题是A 应该先打谁,才有最大的存活机会?直觉是C 的威胁最大,应该打C. 因为如果A 打B 并且凑巧打死了B ,那么接下来轮到百发百中的C 开枪,A 就死定了。假如A 打C 并且凑巧打死了C ,那么接下来轮到B 打,A 死掉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二,存活机会也仅有三分之一。因此经过严密推理和精确计算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是:A 既不该打C ,也不该打B ,而应该故意放空枪。也就是说,A 的理智选择应该是断然放弃为了“公正”而给他的开枪优先权。这显然超出了直觉主义者的智力水平。

A 放完空枪(或为了隐瞒真实意图而假装没打中),轮到B 打。B 一定是打C ,因为等一下轮到C 打时,C 一定打B ,所以B 别无选择。C 被B 打死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二。假如C 死了,那么第二轮重新开始,又轮到A 率先开枪。除去了最强的对手,而且依然由A 率先开枪,显然第二轮的形势比第一轮的形势对A 更有利。即便 C没被B打死,那么轮到C 打,C 一定打死B.虽然仅仅除去了次强的对手,但依然由 A率先开枪,因此第二轮的形势与第一轮的形势相比,还是对A相当有利。B 打死C 的结果对A 最有利,B 打不死C (则B 被C 打死)的结果对A 也相当有利,而出现前一结果的概率有三分之二,出现后一结果的概率仅三分之一。这足以证明,由于 A选择了正确的对策,他不再是在三人决斗中第一个开枪,而变成在二人决斗中率先开枪。由于A 在第一轮中违反直觉地服从理论的分析,决定放空枪,结果毫无代价地利用借刀杀人法除掉了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且除掉最强对手C 的概率还要大于除掉次强对手B 的概率。

由严密逻辑支持的理论思维得出的奇妙结论是,如果A 在第一轮有效使用出于 “公平”而给他的开枪优先权,打死了一个对手,那么结果反而对他“不公平”─ ─比他强的对手将率先向他开枪,并且极有可能一举将他置于死地。可见直觉主义的浅层次“公平”,未必一定对弱者有利。A 只有第一轮放空枪,而到第二轮才使用开枪优先权,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存活机会:严密的逻辑确保了A 在第一轮中绝对不死,相反B 和C 在第一轮中却都危险万分,两者必有一死。*

这就是数学家诺伊曼为西方首脑制定的冷战总策略:依三方实力而论,A 是中国,实力最弱;B 是苏联集团,实力次强;C 是西方集团,实力最强。作为最强者 C的西方集团因有恃无恐而爱好和平,不应率先进攻。作为弱者A的中国因恐惧而不得不逞强,但主动进攻对弱者A 事实上不利,所以弱者A 很可能在姿态上非常好战,即冒充最强者C ,比如宣称对手都是“纸老虎”等,而实际上却最不可能主动挑起战端,A 只有在必须自卫时才会被迫应战(比如抗美援朝)。而作为次强者B 的苏联集团,却因最强者C 必定首先攻击它而非首先攻击A ,就不得不主动发起攻击(比如入侵匈牙利)。次强者B 之所以没有像理论模型所推定的那样主动攻击最强者C ,并非理论失误和逻辑失算,而是因为兰德公司参考数学模型后,进一步提出了匪夷所思的献策:西方集团虽然是最强者C 而非弱者A ,但却应该采取与弱者A 冒充最强者C 的方针相反的方针,即扮演弱者A ,以便诱导真正的弱者A 和次强者 B对三方实力做出错误估计,促使他们做出错误决策。西方首脑采纳了这一卓越建议,长期推行了“示弱”政策,制造出自己“枪法”不好的假象(比如A 、B 都误以为民主制度的“混乱”不利于贯彻战时所需的高度集权的领袖权威)。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作为铁的现实,已经众所周知:严密逻辑支持下的纯理论思维,帮助西方首脑选择了最佳对策并得到了最高回报,作为次强者B 的苏联集团瓦解了,作为弱者A 的中国幸存下来,而作为最强者C 的西方集团最终控制了全局。

事实上,美国人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采用了这种“示弱”战略。军国主义的日本误以为民主自由的美国不堪一击,轻率地偷袭珍珠港,结果先下手遭殃,后下手为强──东方直觉主义则相信“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美国人在第一轮都不率先开枪,到第二轮却掌控了全局。美国人的战略与中国人最高的直觉式智慧诸如“以逸待劳”、“后发制人”、“欲擒故纵”、“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是暗合的。上文提到的错误直觉,只是普通的直觉,中国智慧的某些最高直觉确实超越了普通直觉的粗浅层次,所以有时会让其他民族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肃然起敬。但直觉毕竟只是直觉,没有理性和逻辑的强有力支持,古老的直觉式智慧远不够深广和坚定,常常会陷入自疑疑人的思维陷阱,甚至因算计过深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投机取巧的直觉式狡智,最后一定会落到比仅仅使用普通常识还要不如的昏庸程度。

我出生于冷战开始十多年后的六十年代初,从我记事起,战争阴影就笼罩着我幼年的生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直觉地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非打不可”的。很显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向诺伊曼式的理论家和科学家进行过真正虚怀若谷的咨询,正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被“人多好办事”的粗浅直觉所否定一样──中国的理论专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都已被打倒。于是要“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红小兵、红卫兵、基干民兵, “全民皆兵”,“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工业战线”、“农业战线”、“文艺战线”,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都按照战时状态来加以安排和组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出乎中国和苏联两大集团的预料,在西方理论科学的精确预测下,冷战竟然在西方集团的“不战而胜”(尼克松)中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世界历史从此翻开了“和平与发展”(邓小平)的新篇章。尽管我不属于胜利的一方,但我依然为避免了生灵涂炭的毁灭性战争而由衷庆幸,并对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无限敬畏,尤其是对领袖权威服从科学理性的民主政治运作方式,油然神往。

后冷战时代的现实是,作为弱者A 的中国已不再过分逞强了,而作为强者C 的西方集团也不再过分示弱了。中国现在急于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而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较少发挥符合其大国地位的应有作用,比如常常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犬儒主义地投弃权票。而西方集团作为冷战中胜利的一方,可能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误以为 “历史已经终结”(福山),所以近年来常常过于得意忘形,比如北约的挑衅性东扩和在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地区一再悍然动武。西方集团应该明白,强权外交不可能永远有效,恃强凌弱更不是推广普世真理和建设美好地球村的最佳方法,他们必须重新考虑“公平”原则,了解弱者的特殊心理和既敏感又脆弱的自尊心,承认弱者乃至弱智者的异议权和自决权。面对持“枪”(现已升级为核武器)的较弱者,强者虽然可能“有恃无恐”(其实远非真正的有恃无恐)地爱好和平,但面对无 “枪”的更弱者,强者却同样可能有恃无恐地穷兵黩武。这样就可能迫使原本无 “枪”者急于持“枪” 自卫,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纷纷发展核武器,正是冷战后核武器不但未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开始恶性扩散的危险信号。如果不能有效地以和平手段平衡推进全球各地区的文明程度,必将有更多的国家会或明或暗地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在技术上已经毫无困难。甚至有不少业余爱好者宣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制造出小型核武器。如果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村再次进入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将是可悲的历史倒退,其可能的惨淡前景依然是“没有任何胜者”(戈尔巴乔夫)。

中国领导人则应该明白,逞强和自大永远不是真正的强大,坚持错误的统治方式决非有自信的表现。源于冷战时期特殊时代需要的陈旧政治体制早已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抱残守缺的中世纪宫廷式狡智不仅不可能满足本国公众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也不可能帮助中国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占据一个相称的位置。彻底抛弃僵化粗陋的主流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理论思维的禁区,让政治运作服从科学理性,是中国社会脱胎换骨和中国智慧重放光彩的唯一通途。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以上资料来源,参阅《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 年的谜》第 143 页和第28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2 月版,西蒙。辛格著,薛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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