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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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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王怡
    
    这是我第三本文章结集,基本上是可归于法律范畴下的文字。是我在学术上持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立场而针对现实政治与制度的部分发言。在一个知识精英纷纷倡导德性、谵言正义的时代,坚持权利优先于善,坚持自由高于民主,坚持超验法则之下的经验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中沉淀的普世的制度常识,基本上是我一切学术思考与时政议论的发生点。
    这也是我第一本原计划在春天出版的书。我一直想春天是最适合言说的季节,就像秋天最适合出行。莺飞草长、万物复甦,总会唤醒一些沉睡的念头,如关于自由的希望。春天是这样的季节,和一切独断者和沉默者都过不去的季节。漫长的冬季,独断者和沉默者同居一室,在反复的禁声之中,我们的大脑一边思考,我们的的牙齿却一颗颗凋落。这是最让我害怕的事,害怕春天真正来临时,我的牙床已经空空如洗。不知道如何言说,亦不知道如何呼吸。
    所以几年前我开始上网。我的公共写作是从互联网开始的。网络几乎带给了我除肉身和爱情之外的一切,包括一批陆续结识的师友和更广泛的读者。他们把我从网上带入传统媒体和传统学界。但互联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一种医治。医治思想深处的缺氧和呼吸困难。互联网是一种缓释胶囊,为我带来像在自家客厅中一样自由言说的可能性。而言说,就是脑海中的呼吸。一种对春天的呐喊、要约和暗示,一场在左右之间摇晃脑袋的自由泳。有一部国产电影叫《开往春天的地铁》,当互联网握在公民手中、而不是握在中国电信手中时,我想网络大概就是这样一道地铁。
    当我在网上写下第一篇文章,我从此产生一种自负,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类型的人。在我的解释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怀有偏见并作茧自缚的人,他倒不是想为万世开太平,或有精神上的利他主义嗜好。但他就是觉得必须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自己作一种无罪辩护。否则活着就不自在,睡着了也不香。因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有一部我激赏的许鞍华电影《千言万语》,里面一个社区领袖叫邱明宽,他说,“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非技术性的)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原罪。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苏格拉底临死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面向造物而不是面向凡人说的。我总是认为我在一些领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开言说的冲动。这就是一种自负或者说智识上的精英意识,尽管“精英”在今天几乎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贬义词。但一个人没有这种自负就绝不会写文章。一个人若没有人群中的精英自诩,他写了文章也不好意思拿稿费,更不好意思跑去参选市长或者申请参加政党。否则就比自负还糟糕,叫自私和不负责任。
    但自负本身不产生知识分子。健康的自负产生原罪感,糟糕的自负产生狂狷。只有在原罪之下,我们有时内疚,有时愤怒——这才是两种对知识分子来说必不可少的情感。我指的是以公开批判为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内疚会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以学术为业”的、属于学者的泛信仰主义,但不一定产生表达的饥渴。从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从内疚到愤怒的过程。我说的愤怒甚至不是一种心情,更非面容。我定义的愤怒是知识分子身在全权主义时代的一种高贵品质。不必剑拔弩张,也不必心跳加速。公共知识分子正是愤怒与理性的一种结合。也是我想做、在做、发誓要做到老的一件事业。我喜欢用龚自珍的一句诗来诠释这种知识原罪之下的愤怒品质: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言说是如何挣扎的,愤怒就是怎样炼成的。静坐书斋,但内揣愤怒。这是我能想见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手敲键盘时的气度。就像我曾经喜欢的歌手张楚在《厕所和床》中唱到:“我闭紧嘴唇,开始歌唱”。在这大时代,该愤怒的人如不愤怒,不该愤怒的人就抢着愤怒。该自负的人不自负,不该自负的人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能言说的人不动口,不能言说的人就会动手。
    对我来说,“值不值得写和说”这个问题分开两部分,就是“值不值得自负”和“值不值得内疚”。所以我并不把写作和思考当作一种成就。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说出来的思考就是放弃思考,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不说出来的批判就是顺从。形而下之,我要赖写作以谋生,这固然毋庸讳言。形而上之,我则把我身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当作是我与这世界、与他人之间的一份契约,一种具有超验主义背景的契约。它隶属于一种不成文的、分散化的,思想深处的宪约。隶属于一部在性质上接近《新约》、在内容上接近《大宪章》,在文字上接近《道德经》的,人心中的宪法。我所追求的自由言说,以及这些言说所追求的成效,无不在这样一部精神界的“宪法”之内。
    这是我文字被删节程度相对较少的一本结集。多半文章在国内外不同媒质上发表时经过了编辑裁减,这里则尽可能的(尽责编之努力)出版文章的足本。因此也是我第一次愿意在书后写下附言。感谢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晓波等先生和肖雪慧女士,数年来对我的抬爱及于我思想上的助益。他们几位都是我敬重的。我不愿在今日学院体制下做他们任何一人的学生,就像我不愿在这时代生下继承我血统的子女。但我极愿回到古书院传统当中有幸对他们任何一人执弟子之礼。只不过这是一种比自由的言说更加奢侈的梦想。甚至不属于知识分子,只属于士子。
    感谢三联书店老编辑许医农、“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两位大姐,《书屋》前主编周实和本书责编黄韬两位先生,及我的版权代理人汪宇先生,一直以来对我文章出版的关切和操心。感谢萧瀚、余杰、秋风、范亚峰、陈永苗、杨支柱、谢维雁等同道友人,令吾道不至于孤单,让愤怒健康成长。感谢数年来我从“关天茶舍”到“宪政论衡”等网站结识的一大批网友,让我证实了独立的思想必然弃学府、舍官场,求诸在野。更让我对自由主义在中国抱有切合实际的幻想。
    感谢每一个自费阅读我文字的读者,和绝大部分公款阅读者。
    最后,我经过反思,决定不循西洋的先例,把此书题献给我的妻子或父母。因为已出版的书籍是我和购买者共享的产权,这正是版权不同与其他任何私产的一个特殊性。因为一旦出版,它就成为一项commonwealth,这个词的意思是公共财富,引伸为“共和”。有人喜欢从接受学和后现代的角度提倡“作者死了”,我不同意,也不乐意。“前现代”的作者固然有独裁之嫌,“后现代”的作者也过于虚无。所以我喜欢用宪政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一本书:卖不出去的书不算,每一本书的所有买主、读者和作者,事实上一起构成了一个精神界的小型“共和国”,这本书所表达、蕴含和孽生的一切内容与价值,就是这个“共和国”的主权,是由他们每一个人分享的。其中当然作者占的分额最大,但并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主宰者。因此这个由一本书构成的“共和国”,和古希腊提倡的一种揉合了精英与民主的“混合政体”是最接近的。
    我不能像独裁者那样,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塞给我的家人。我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因此在我权益范围内,我将版税献给我的妻子蒋蓉,感谢她的爱情,没有她就没有我的灵魂。我将声名献给我的父母陈亚雪和王正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肉体;以及献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祖母,他们一个病逝在遥远的青海劳改营,一个饿死在自己家门口。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姓氏。
    一切文字的自负、内疚、解脱和过错,属于我自己。
    
    
    
    王怡/2004-7-19于成都红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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